梁彼得案，对选择性定罪的争议比较多。而对定罪的证据本身，探讨不够多。陪审员和大众认为梁定罪的理由，实质只是未经训练合格的人在紧张压力下的常态，这包括枪击前后的行为和作证中的看似撒谎的表现。两名警员同时行为失控，需要追索纽约警局（NYPD)的培训、执勤程序是否有重大的瑕疵。警局所作的证词，是否受到自身利害的影响，也要调查。

梁彼得（Peter Liang ）因巡逻中误杀黑人青年格利（Akai Gurley），被陪审团裁决过失杀人罪、渎职罪、攻击罪、鲁莽威胁他人罪、刑事疏忽谋杀罪全部成立。他的搭档兰道（Peter Liang）则没有受到起诉。 其中有些重要情节是：1、梁彼得确实把手指放在扳机上，并且最终开枪；2、梁彼得的手枪扳机需要12磅的压力才可以扣动；3、梁彼得没有对被害者施救。4、他的证词有撒谎嫌疑。

实际上，梁彼得和兰道的表现，只是训练不合格的人，在高压和惊吓刺激下的常见反应。梁彼得被认为的撒谎表现，也是人受到强刺激后的失忆，以及事件后的恐惧和心理失常的状态而已。分析梁和兰道走火前、后，以及事件到审判中的各种表现，他们的行为表明，两人没有达到可以执勤合格标准，自然也无力处理事件和救助受害人。特别容易被人误解的是，两人调查审查阶段所作的证词，貌似撒谎，实际是人惊吓后的常见状态——他们根本不可能正确回忆现场情景。生理、心理和医学等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已经非常成熟，完全可以说明情况。事件的根本原因，可能是纽约警局的警员培训淘汰、程序，存在严重问题。他们让不合格的警员从事了高度危险的执勤任务，使得警察和民众处于不可控制的危险之中。

对梁彼得案做更深入的解读。大多数人在压力下，不能控制自己的神经、肌肉，产生失控状态，比如肌肉痉挛，力量增大，肢体不受大脑感知和控制，行为无意识，大脑幻想有危险等等。梁巡逻的大楼，不久前发生过袭警事件，楼道灯失明，黑暗一片，又时值深夜，此时，人的生物本能也会紧张。在精神高度紧张状况下，梁拔枪后，可能不由自主把手放到扳机上而自己根本不知道。在楼下开门声音刺激下，梁不能辨别声音的原因。可能幻想成枪支的声音。梁被恐惧驱动，肌肉就会不由自主大力扣动扳机。12磅的扳机压力，对一个高度紧张，肌肉痉挛，力量大大增强的人，并不能阻止其走火。陪审员在法庭中的扳机测试，是在正常情况下的感受，不能说明人在高度紧张下的状况。梁始终坚持走火，不找更容易脱罪的理由“认为遇到了危险”，反而说明梁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不愿意对自己说谎。虽然有报道说，梁在事后证词中，没有认为自己遇到了危险。这种证词也只是梁因为恐惧、紧张，不能认知当时自己状态的表现。梁的种种行为，说明他的身体在“生理”上已经感到非常危险。梁认为没有危险的证词，是他的大脑努力说服自己没有危险的心理逃避反应。

枪击发生后，梁和兰道的表现，更说明两人都没得到足够训练，能承受执勤中的压力。枪响之后，两人中有哭泣，自言自语，互相争吵，不报告，不敢救助，说明两人都处于大脑失控的状态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在黑暗的封闭空间中，突然有一个大鞭炮爆炸，回音巨大。此时，大多数人会惊恐万分，出现耳朵短暂失聪，视觉变盲，大脑一片茫然的状况，有人甚至会屎尿失禁。这些情况都是常人可以体会的。两位警察一系列让人瞠目结舌的行为，看起来是放任了受害人的死亡，实际只是他们不可控制的恐惧症状而已。受害者鲜血等场景会更加剧他们的恐惧和失控，他们心理自责，逃避，自然会显示出这些情况。两位警官不是不想救助，是他们所受到的训练根本不足以让他们有救助能力。我们也可以回想自己现场看到动物被杀害的恐惧，去体会他们的恐惧。两位警官同时出问题，没有开枪的蓝道，惊恐程度并不亚于梁彼得。这说明不是梁一人的问题，非常可能是纽约警局的训练、执法程序出现了问题。这如同安排不会游泳的人到河滩浅水中执勤一样危险。要求他们救助受害人，也如要求不会游泳且处于溺水状态的警察，去救助他人一样不可能。如果是普通人，即便有这些失控的心理生理反应，也不能解脱法律责任。而梁彼得和兰道不同于民众，他们的标准是经过警察局培训合格，必须要具有熟练的应对能力，以及超过常人，足以应对危险的抗压能力，在纽约警察局的背书下，才可以上岗执勤。从案件情况看，两人显然都不具有这些能力。如果一个产品出现瑕疵，把责任推到产品，而不是追索产品制造者的责任，这是不应该的。

两人在调查庭审阶段中的表现，也同样是心理生理病症的表现。不是撒谎，而是根本无法正确的回忆当时的场景。巨大声响的刺激，亲见人死亡，并且还是自己直接导致的。自责、恐惧、逃避、封闭记忆、赎罪、给自己内心找解脱的借口，都是人常见的复杂心理反应。现场的惊吓，导致失忆，无法回忆当时的过程、时间长短、顺序等，看起来就是撒谎。即陪审团认为的撒谎、隐瞒、证词漏洞摆出、逃避听证会的表现，都只是他们的惊吓反应的病症，并非撒谎。没有经过合格训练的人员，在此案件状态中，基本不可能完整回忆当时情况。调查和庭审要求却要求两人准确回答现场情况，并因为两人不能准确回忆现场情况，前后矛盾，就判断梁撒谎，因而判定梁有罪，岂不是太荒唐了！美国的陪审员制度，以人的常识去判断被告是否有罪，确实非常合理。但在本案中，12名陪审员需要具备比较专业的知识来判断人的惊吓反应。而在相关报道中，没有看到调查和审查中提到人的惊吓反应调查。 陪审员以常态情况下测试扳机压力，没有考虑梁是在压力情况下的生理特点，恰恰说明了检察官，陪审员都没有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。

以现场情况看，还需要调查的有以下几方面：其一是梁进入位置，推门动作对走火的影响，楼道黑暗程度，受害人开门时间，开门声音大小，对一个处于高度压力下的人会产生何种影响，是否会引起误解为扳机声音等。其二是重现枪声，记录枪声在案件空间中的声音强度，如此高分贝的声音对人的影响，是否会造成人的生理失控。其三要对两人的生理、心理特征进行医学检查，分析两人在现场的反应特点是故意还是失控。第四要对纽约警察局的学员训练程序进行调查，对其他警察也进行生理、心理测试，特别对与梁、兰道同期的警察进行测试，看他们是否训练合格，是否具有在高度压力下执勤的能力。这些检查需要生理心理专家、医学专家等共同参与。结果如果是警局有问题，警局需要对两名警察和受害者承担责任，并改进产生问题的执法程序和警员训练程序。

以陪审员以现场体验扳机压力来判断梁是否有罪，那么是否应该让陪审员也体验在恐惧压力下的感受？比如让12名陪审员在深夜进入黑暗的封闭空间，然后突然放一枪让他们去处理突发的事件，并且事后要求他们回忆当时情况，以体会案件？当然，让他们直接感受耳旁突然巨响是否造成人失控，是不可以的，这会造成对陪审员身体的伤害。这方面的结论，已经有成熟的研究成果和大量案例，足够可以说明案件的情况。陪审员、检察官、法官等，应该去了解巨响等情况对人的身体心理影响，再对案件做判定。仅仅依靠自己非专业的判断，对一个需要专业知识理解的案件做肯定判断，可能会导致对事实理解出现根本错误。

案件特别要注意纽约警局的利益角度。有报道称，纽约警局工会没有对梁提供帮助，还劝梁认罪。同时，警局还提供了对梁不利的证词。这需要调查证词和警局是否有利害关系。

以上分析依据均来自媒体，不能保证来源正确。作者对美国法律也不了解。文章仅从第三方的角度，提供一种观察方式。